由于地球的自转，在同一时间，位于地球不同经度的观测者测得的太阳时是不同的，这种太阳时叫地方时。地方时的不同，对于一个东西横亘数千公里的中国来说，有着诸多不便。为解决这一问题，民国时期，我国采用的标准时间制度，经历了从地方视太阳时(也称真太阳时，是一种源于太阳所见位置的时间标准)到地方平太阳时(简称平时，其是主要以地球自转周期为基准的一种时间计量系统)、从地方时到海岸时、从海岸时到五时区区时的演变。这种演变反映了我国在建立标准时制方面的进展。

从地方视太阳时到地方平太阳时

时间的计量，有别于其他的计量。在一般的计量中，计量单位大多是人为规定的，而时间的计量却存在着一套自然单位(如年、月、日)。但是，就时间计量而言，光有自然单位是不够的。对于表示小于一日的时间间隔，我国古代普遍采用的是人为地将一日分成十二时的计时制。
这种十二时制的产生不晚于汉代，人们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12个汉字来表示一个昼夜被平均分成的12个时段。唐朝以后，每个时辰又被进一步分为时初、时正两部分，这就与现在的二十四时制一样了。这种分法一直持续到清末。古代由钦天监专司编历授时。钦天监的官员们使用日晷与漏刻测时报时，这样测得的时间就是二十四时制的地方视太阳时。地方视太阳时是不均匀的。
民国伊始，北洋政府所采用的官方标准时间仍然是北京地方视太阳时。1912年(民国元年)春，北洋政府先接收后裁撤清朝的钦天监，成立了隶属于教育部的中央观象台，留学比利时的工学博士高鲁由蔡元培推荐出任台长。高鲁刚走马上任，就忙于应对颁布历法的急需，为此，他打破常规，先编《二年历书》，完稿付印后再补编《元年历书》。由于时间紧、任务急，这两本历书都“沿用《历象考成后编》用旧法、数推算。”也就是按照北京地方视太阳时计算的。

为了弥补地方视太阳时不均匀的缺陷，中央观象台在一年之内就从地方视太阳时过渡到了地方平太阳时。1913年初，中央观象台在预编来年的《三年历书》时，就“用东西各国通行之法数推算，且以平太阳时为标准。”从《三年历书》开始，在历书的日序每日下面列有“日中平时”，这是中央观象台为适应清末民初钟表渐入民间，而广播电台又尚未出现的情况下所创新的服务项目，它为实际使用平太阳时提供了一个窗口。

尽管“日中平时”对于当时既无钟表又看不到历书，还只能看日影定时间的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或许没有多大的价值，但从1914年的历书开始，改用北京地方平太阳时代替地方视太阳时的计时方法，无疑是一大进步。从此，在中央观象台时期的各年历书中，除每日“日中平时”外，依据北京地方平太阳时给出时间的还有《朔望两弦时刻表》、《节气太阳出没时分表》。对于日食和月食的时间，由于日食月食的各象时刻、方位、食分等因地而异，所以，遇有日月食时，历书就按照各省省会和蒙藏首邑的地理位置，分别计算各象时刻、方位，并绘图表示。这里的时刻是各省省会、蒙藏首邑地方平太阳时的时刻。也就是说，地理位置的不同，各象出现的时刻也不相同，它们之间需要复杂的换算。这一原则一直持续到1928年中央观象台时期的结束。

从海岸时到五时区区时

相对于地方视太阳时，采用地方平太阳时作为标准时无疑是一大进步，但其缺陷也是明显的，那就是它的“因地而异”，因地域的不同而导致时刻的千差万别，这给社会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为划一时刻，早在1902年，我国海关就提出采用海岸时。以东经120°经线之时刻，为沿海各关通用之时，称为海岸时，也就是第八区之标准时。其时区范围未作规定，但内地如京奉、京汉、津浦等线路，以及长江一带，均采用海岸时。

我国海岸时的引入源自上海徐家汇观象台。徐家汇观象台由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创办于19世纪70年代，主要从事天文和气象观测研究。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徐家汇观象台利用法租界当局在轮船码头设置的信号塔，以塔顶落球的方式报告正午时刻，为来往上海港的各国船只服务。起初所用时刻是上海地方平太阳时，直到1899年年底，才改为东经120°的海岸时。据考证，标准时的改变，主要动因还是来自于外力。其一，清朝政府根据与西方列强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被迫开放了东南沿海从广西北海到辽宁营口，再加上南京、汉口、沙市、重庆等沿江城市在内的31个商埠，其中，更有10个主要城市辟有外国租界。进出这些港口城市的外轮、外商及侨民需要统一的标准时间。其二，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攫取了在中国的领海自由航行权、口岸居住权、协议关税权等一系列特权，中国海关已经沦为西方列强的工具，所以，由海关推出为沿海各关通用的统一标准的海岸时，也就水到渠成了。

海岸时的出现，推动了我国沿海沿江城市近代工业经济的发展和交通运输设施的建设。以铁路为例，到1911年，我国共修铁路9000多公里，先后建成京奉线、京汉线、胶济线、津浦线、沪宁线等。从某种意义上说，铁路是借助统一标准的海岸时得以起步发展的。

值得回味的是，海岸时的使用却久久未规定其时区的范围，除沿海沿江的港口、城市外，其他内地城市以及广大农村地区几乎不用。究其原因，主要还是海岸时的出现是外力推动的，当时的清朝政府仅是被动地接受。而规定使用的范围，又恰恰是一个具有主权国家的政府行为，他人是难以越俎代庖的。再说，中国地域辽阔，如要考虑科学的标准时制度需要通盘筹划，这在当时的中国远未成熟。

其实，早在19世纪70年代末，加拿大铁路工程师弗莱明(S.Fleming)就建议，在全球按统一标准划分时区。1884年华盛顿国际子午线会议决定，将全球划分为24个时区，以本初子午线为标准，从西经7.5°到东经7.5°为零时区，从零时区的边界分别向东和向西，每隔15°经度划一个时区，相邻两时区的时间相差一个小时。这样划分的时区称为世界标准时区。这次会议推动了标准时在全世界的使用。

但是在中国，一直到1918年，中央观象台才提出将全国划分为5个标准时区，“一曰中原时区，以东经120°经线之时刻为标准；首都、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东、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热河、察哈尔、辽宁、黑龙江之龙江、爱珲以西及蒙古之东部属之。二曰陇蜀时区，以东经105°经线之时刻为标准；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甘肃东部、宁夏、绥远、蒙古中部、青海及西藏之东部属之。三曰回藏时区，以东经90°经线之时刻为标准；蒙古、甘肃、青海及西康等西部，新疆及西藏之东部属之。以上三者皆为整时区也。四曰昆仑时区，以东经82.5°经线之时刻为标准；新疆及西藏之西部属之。五曰长白时区，以东经127.5°经线之时刻为标准；吉林及黑龙江之龙江、爱辉之东属之。以上二者皆半时区也。”

中央观象台的时区划分，与世界标准时区的划分一一对应，非常吻合。中原时区即世界标准时区的东八时区，陇蜀时区即东七时区，回藏时区即东六时区，昆仑时区即东第五个半时区，长白时区即东第八个半时区。这样的时区划分，使得在同一瞬间，不同时区的标准时是不同的，位于东部时区的标准时比位于西部时区的标准时要早，所差时值为东部时区的时区序号减去西部时区的时区序号。例如，在吉林中午太阳正当头时的“长白时间”是12点整，而同时在新疆或西藏西部，太阳还在偏东方向，“昆仑时间”刚好是上午9点整。

1919年，中央观象台出版的《中华民国八年历书》刊登了中国各大城市地理纬度表和所位于的标准时区及其标准时与该城市地方平时的比较表，发表了中国划分五时区的计划，同时提出了标准时如何传递的授时问题。标准时应该如何传递呢？在国际上，从1904年开始发播无线电时号用于海上航行，随后十来年，美国海军天文台、法国巴黎天文台、俄国普尔科沃天文台、上海徐家汇观象台先后开始播发无线电时号。用无线广播电台报时，对今天的普通老百姓来说，真是太熟悉不过了，但在20世纪初，却是十分稀罕的。就连中央政府专司测时编历机构的中央观象台，直到1928年消亡时，还没有一台无线电收讯机，也没有一架好一点的望远镜，京畿重地的授时依旧沿用在城墙上施放午炮的古老办法。正是由于授时方法的落后，在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的五时区计划除了沿海地区外，还仅仅是纸上方案，难以付诸实施。但它顺应世界标准时制的进步潮流，具有积极意义。

五时区时间计量的修改与实施

1928年，北洋政府倒台，原中央观象台的业务由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的天文研究所和气象研究所分别接管。天文研究所编写的历书基本上沿袭了中央观象台的做法，仍将全国划分为5个标准时区，只是在有关交气、合朔、太阳出没时刻等处，不再使用北平的地方平时，而改以南京所在的标准时区即东经120°标准时替代。

随着外国资本的进入，官僚买办以及民族资本工业的出现，航运、铁路等公交企业和电信、邮政等公用事业，在沿海沿江的港口城市以及铁路沿线的经济发达地区发展很快，由于这些行业系统性强、垄断性高，客观上需要五时区特别是中原时区(即东八时区标准时)的应用。而中原时区的标准时刻，由位于上海租界的徐家汇观象台提供，授时则由海关、电报总局、铁路局以电报形式将标准时刻传递到各地所属机构。短短几年，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相继建立了广播电台，在车站、码头、大银行、大机关以及繁华街道多设置有大钟，为普通市民提供时间服务。南京、青岛等城市还每日定时为市民鸣放电笛报时。这就使得中原时区的标准时得到了有效实施。

然而，中国内地大部分地区，既缺乏需求推动，又不具备计时授时的条件，以致五时区标准时计划虽已刊载于政府颁布的历书中，但“未尽见实行”。特别是处于长白、昆仑两个半时区，因地广人稀，荒僻落后，远离政治经济中心，仍然各行其是。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陇海铁路向西延伸，湘桂铁路的铺轨兴筑，航空运输的日渐发达，以及无线电广播事业的兴起和发展，标准时问题方引起有关各方的高度关注。

1939年3月9日内政部在重庆召开标准时间会议，决定“我国标准时区仍照前中央观象台所划定，分为五区；并请中央研究院制定标准时区图，送由内政部通行各省市，转饬一律遵守。”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制定的标准时区图与前中央观象台所制定的标准时区图略有不同。前中央观象台在划分回藏与昆仑两时区之界限时均作直线，以致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康诸省中虽然同属一旗，却采用两种不同的标准时区。天文研究所在制定标准时区图时稍作修改，除大体以省区界线为限，距省区界线较远者，按重要城镇及地方形势划分外，更就政治区域重新作了划分，如图1所示。其所定各区名称、标准及范围如下:

(一)中原时区

以东经120°经线之时刻为标准，比格林尼治时刻早8小时。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热河、察哈尔、辽宁等省，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等市，威海卫行政区，黑龙江之龙江、嫩江、爱珲等县及其以西各地，蒙古之车臣汗部等地，均属此区。

(二)陇蜀时区

以东经105°经线之时刻为标准，比格林尼治时刻早7小时。陕西、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宁夏、绥远等省，甘肃之玉门县及其以东各地，青海之都兰、玉树两县及其以东各地，西康之昌都、科麦、察隅各县及其以东各地，蒙古之土谢图汗、三音诺颜汗两部，西京、重庆两市等地，均属此区。

(三)回藏时区

以东经90°经线之时刻为标准，比格林尼治时刻早6小时。甘肃之玉门县以西各地，蒙古之扎萨克图汗部，青海之都兰、玉树两县以西各地，西康之昌都、科麦、察隅各县以西各地，新疆之精河、库车两县及其以东各地，西藏之前藏、后藏等地，均属此区。

(四)长白时区

以东经127.5°经线之时刻为标准，比格林尼治时刻早8.5小时。吉林省、黑龙江之龙江、嫩江、爱珲等县以东各地，安东省特别行政区等地，均属此区。

(五)昆仑时区

以东经82.5°经线之时刻为标准，比格林尼治时刻早5.5小时。新疆之博乐、于阗两县及其以西各地，西藏之阿里等地，均属此区。

南京政府内政部批准了天文研究所的修改方案，饬令从1939年6月1日起实施，但同时决定“在抗战期间，全国一律暂用一种时刻，即以陇蜀时区之时刻为标准。”这是一个在非常时期由中央政府明令颁行的两相对立的决定，一方面，饬令全国从1939年6月1日起实施修改后的五时区标准时，以满足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求与国际惯例；另一方面，在抗战期间，全国一律使用陇蜀时区一种时刻为标准时，以确保战争时期指令传递的准时无误。

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三省，成立伪满洲国，强令在东北使用日本本土采用的东经135°标准时。抗战期间，华北沦陷区的日伪政权也曾经试探使用东经135°标准时，但最终未敢宣布。

抗战胜利后，内政部关于全国各省市按区执行标准时的那个决定开始生效。最早恢复使用的是中原标准时，而重庆、成都、昆明等地仍然使用陇蜀标准时，因此，沪渝、沪蓉、沪昆等航线的旅客下机后需拨动手表，进退一小时。这说明至少有两个时区的标准时在按规定使用。但在使用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例如，长白、昆仑两个半时区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五时区的边界，特别是人口稠密的交界处如何划分、如何协调？

1947年8月5日，南京政府国防部召集测量业务联系审查会，要求与会的中央各部会审审定关于“确定中国标准时区”的提案。结果，内政部会同中央研究院、国防部测量局、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和交通部，听取了天文研究所的意见，将回藏时区更名为新藏时区；将原划入回藏时区的甘肃玉门以西地区与甘肃全省一并划入陇蜀时区。修订了《全国标准时间推行办法》，这个办法进一步明确全国时间分为中原、陇蜀、新藏、昆仑、长白五个时区的名称、标准和范围，规定“全国各地标准时间之授时事项由中央研究院负责办理，报时事项由内政部委托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负责办理。前项报时与授时应有之联系办法，由中央研究院与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会订，并送内政部备查。”这个办法呈请行政院核准后于1948年3月通饬各地政府实施。一年后，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由这个政府制定的中国五时区标准时间制的推行办法也就此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