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央行来说，前不久人民币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是一场重大胜利。数年来，中国央行一直声称人民币应当被纳入这个顶级储备货币俱乐部。
对欧洲人来说也是一场胜利。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他们离开了美国所倡导的强硬路线，认为人民币应该被纳入SDR，尽管中国对其资本账户施加管控、并且大举干预汇率。德国、法国和英国认为，近年来中国实施了诸多自由化改革，应该予以奖励并进一步鼓励其推行改革。

尽管自2009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迅速发展，但是一些制度因素——2016年初的市场动荡就是表现症状——却阻碍着人民币地位的进一步上升。这反映在，与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相比，人民币的使用有限。

尽管全球约有70家央行已经开始在资产负债表中持有人民币，但是人民币占全球储备资产的比重仅为1%。这使得人民币成为第七大储备货币，位于加拿大元和澳大利亚元之后。此外，人民币在全球债券发行量和外汇交易量中分别排第八和第九位。这意味着人民币在金融领域的使用仍然非常有限。

在贸易领域的数据较令人振奋。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数据显示，人民币已取代日元成为全球第四大国际支付货币。这使得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认为中国约25%的贸易是以人民币结算的。但即使对这一数据也应谨慎看待。中国内地以人民币结算的贸易近80%是与香港进行的，或许更重要的是，人民币在绝大多数国际贸易合约中都是交换媒介而非记账单位。换句话说，人民币是支付手段，而美元仍然是计价货币。后者更重要，因为这正是汇率风险所在。

如何解释人民币使用有限的现状？一种货币成功实现国际化有三个决定因素：1）外界对其经济和政治体系的信心；2）成熟且开放的金融市场；3）广阔的贸易网。

毫无疑问，中国在第三点上具有优势。它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的巨大引力在东亚地区格外明显。因此，人民币取代美元成为该地区多家央行的主要储备货币。

然而，在另外两个因素上，中国表现欠佳。由于中国是基于金融压制的政府主导型资本主义，国有银行主要为国企提供信贷，因此其金融市场仍然不够发达。银行向私营部门提供的信贷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28%。在美国，该数字仅为48%。相比之下，中国债券市场的规模仅相当于GDP的41%，而美国为243%。同样的情况也体现在股市上，美国股市规模相当于GDP的118%，而中国仅为44%。

从中国股市的波动性可以看出它的不成熟。在2016年开年的多个交易日中，这种波动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中国股市平均年换手率达到293%，相比之下美国为188%。如果剔除很多国企的非流通股份，换手率达到341%。普遍看法是，中国股市是大赌场，内幕交易猖獗。

这影响了第一个、或许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信心。为了实现货币的高度国际化，发行国不仅要有信誉良好的央行，以及深度、全面、流动性好的金融市场，在其中证券可以以很低的交易成本买卖（这必然意味着开放的资本账户和货币的完全可兑换）；还必须拥有稳定、透明的政治和法律框架。

中国目前没有达到这些要求（法制不意味着法治），只要这种情况依旧，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使用就是有限的。过去200年，主要储备货币一直是由自由化的经济体发行。英国、美国和欧元区均是如此。欧元目前是全球使用第二广的货币。

尽管全球金融危机削弱了人们对不受约束的金融市场的信心，绝大多数国际投资者仍然具有自由化思维。这意味着，如果中共希望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它必须从制度上转变政府的角色，从金融体系的主角转变为主要监管者。

正如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曾说的那样，“强大的国家拥有强大的货币”。中国当然配得上强大的货币。但是，这需要代价。中共需要放弃对信贷系统的控制。不过，尽管西方对此寄予希望，迄今还没有迹象表明这会很快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