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板栗收获的季节，泰安农民杨君太习惯性地把板栗下面的木本植物砍掉，再喷上一遍除草剂，在确保下面寸草不生之后，把板栗收了起来。

“我经常到各地去调研，发现这种现象相当普遍。每年谷雨前后，农田周边就会开始大量喷洒化学除草剂，很多植物新芽被扼杀。”在3月17日举行的2017山东智库高端人才产业发展论坛上，青岛农业大学园林与林学院院长刘庆华教授讲起这一幕非常痛心。在他看来，“滥用化学除草剂不仅会导致环境‘内伤’，还会将毒性传导到蔬果上，威胁食品安全，其效果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化学农药毒性大，农民兄弟趋之若鹜；生物农药纯天然，大家却很少问津。”会场上，在生物农药领域坚守了30年，手握17项发明专利的山东省科学院外事处处长杨合同也在苦苦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刘庆华的例子和杨合同的遭遇，折射出“世界上最大农药生产国”的烦恼和尴尬。

滥用“上瘾”：拒绝不了的化学农药

刘庆华教授是园林与林学领域的资深专家，他把花花草草视作“生命”，更看成大自然生物链的重要一环，而化学农药的“赶尽杀绝”让他不得不发声。

“除草剂常用的品种为有机化合物，一般而言可分灭生性和选择性两种，前者通杀一切，所有植物喷上去统统会死掉，现在应用很广的一些剧毒除草剂在交通系统，像铁路、公路、机场、仓库、森林、防火通道都在大量地使用，我们可能很少去关注；而后者只能灭除几种杂草，主要用于农田和果园。”

在他看来，农田环境中有害虫也有天敌，它们彼此制约，维持自然平衡。但是化学除草剂的滥用会杀死这两类生物，破坏生态平衡。同时，把植物杀死了，依赖植物生存的其它小动物也会饿死。近年来，除草剂的使用量大幅增加，增长率远高于杀虫剂和杀菌剂，在农药产品中所占比例呈现加大趋势。刘庆华手头的一组数据显示：作为除草剂生产与使用大户，山东省除草剂年产量近80万吨，占全国除草剂生产总量42%左右；自2010年以来，山东除草剂产量整体持增长势头，并以不足全国17%的企业生产了全国42%的除草剂，这背后，是水体污染、土壤酸化等给自然环境带来的巨大压力。

除草剂滥用，正是化学农药横行农田、污染环境的“冰山一角”。

“农作物病虫草害引起的损失最多可达70%，通过正确使用农药可以挽回40%左右的损失。”山东省农药科学研究院院长李德军向记者表示。正因为此，我国农药企业和农民考虑最多的还是如何快速杀虫治病，以及降低成本和简化生产工艺，这也造成了“我国农药使用量是世界均值2.5倍”的严酷现实。

“使用化学农药‘上瘾’，一方面让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农药产品生产国；另一方面，大量化学农药使用造成的问题也不断暴露。”农药专家杨合同告诉记者，“首先，农药的毒性和残留，造成的土地、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其次，病原菌和害虫抗药性不断增加，新的病虫害频繁爆发……这一状况必须改变。”

难以接受：推广不开的生物农药

一粒微小的木霉孢子，能防治大棚西红柿、黄瓜、芸豆、草莓、葡萄等果蔬的重要病害——灰霉病。

在生物农药专家李纪顺看来，木霉菌是生物农药的代表，它是活体微生物，源于自然界，而非化学合成，“1克木霉菌粉末中，有2亿个活的木霉菌孢子。一被‘放’出来，它们就变成战灰霉的‘斗士’。”

从害虫的进化链条上研究灭虫之药是李德军正在从事的工作，“我们研制的农药只对害虫有效，对人体无效。比如，在害虫的进化链条上，它只有蜕皮才能成虫，但是我们就控制它蜕皮，它就无法进化，自然无法做害。而有些药物的含毒量比我们的食用盐还要低。”

不过，不论是李纪顺还是李德军，他们面临的难题是：纯自然的生物农药研发难倒是其次，老百姓不认可才是最棘手的。比如说上述木霉菌粉末，在山东蔬菜大棚种植区推广了20年，应用面积却不超过总数的1/10。

“由于杀虫效果反应慢、使用要求较高等原因，施用生物农药后多数要在三四天后才能见到效果，不符合农民‘药到虫除’的用药心理。”杨合同分析，生物药成本相对较高。比如，生物农药“康宽”防治危害果蔬的斜纹夜蛾，一亩一次用药成本就需24元，而普通化学农药可能只需4元。

但生物药成本也并不是绝对的高。若打化学农药，一亩地打4桶药水，每桶7元钱；用木霉菌剂，每桶3元钱就够了，省一半。不过，在药残蔬菜横行市场，菜价相对不高的前提下，讲求“性价比”的农民通常还是愿意选择“见效快”的化学农药。

记者了解到，生物农药也有成功推广的实例。如获2014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新型天然蒽醌化合物农用杀菌剂对农作物的防病效果达到90%以上，且蔬菜、水果喷药后第二天就可食用。自2008年推广以来累计使用超过2000万亩，增收节支近50亿元。

杨合同建议，“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在政策、资金、平台建设等方面对生物农药予以全面扶持，通过统防统治进行推广。同时加强宣传，提升相关群体对生物农药的认知度，打破‘企业不爱、农民不买’的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