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甘膦近年来一直占据着我国农药出口品种榜首的地位。我国是草甘膦生产第一大国，草甘膦是2016年中国最大的农药出口品种，出口草甘膦达47.7万吨，占中国农药总出口量的34.76%，约9.96亿美元。

实际上，草甘膦是全球农业生产中使用最为普遍的一种广谱灭生性除草剂，拥有40年的良好长期安全使用记录，在世界160多个国家得到应用，并在全球进行了总数超过300个的独立毒理学研究和800个实验研究。

自1974年在美国登记注册以来，草甘膦就一直接受着科学界和政府机构的监管。

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建立的世界食品法典委员会（CODEX）、美国环保署（EPA）和美国食药局（FDA），以及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全球三大官方权威机构是目前国际上判断草甘膦安全性的主要机构，他们的官方结论均为草甘膦是安全的。其他国家的监管机构，如加拿大卫生部有害生物管理局(PMRA)，新西兰环境保护署(DOC)和日本食品安全委员会(FSC)等，结论也是草甘膦“不太可能导致人类癌症”。

2017年3月15日，欧洲化学品管理局（ECHA）风险评估委员会（RAC）再度肯定草甘膦的安全性，即草甘膦是非致癌、非致突变、非生殖毒性、非遗传毒性、无特定靶标生物毒性的物质。

这个结论对于草甘膦在欧洲的命运至关重要，为草甘膦在欧洲的续登奠定了基础。接下来，欧洲化学品管理局（ECHA）将向欧盟委员会递交提案，草甘膦有可能通过有效期为15年的续登审批。

但是，非政府监管机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并不这么认为。2015年，其将草甘膦定义为2A类“较可能致癌物”。

在该分类发布后，全球诸多科学家和监管机构纷纷做出回应，重申草甘膦是安全的，并指出该评级存在缺陷，并非科学研究，不仅片面参考了部分文献，而且没有给出草甘膦致癌风险与暴露剂量的定量关系，其评级流程的设计易于得出可能和极可能致癌的结论。

即使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癌症研究所（IARC）的分级来看，单从致癌性，喝草甘膦水溶液比晒太阳、喝葡萄酒、五粮液、吃咸鱼等人们常吃的食品都还要安全。

该分类发布后广受争议，但是却起到了“意外”的效果——被作为加利福尼亚州环境健康危害评估办公室提出将草甘膦列入清单的唯一依据。

然而这个唯一依据还有点站不住脚。《科技日报》7月份曾报道，近期路透社在一项关于“草甘膦、未公开的数据、争议性的结论”的特别调查中指出：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流行病学家亚伦·布莱尔（AaronBlair）在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主持为期一周的会议期间,已经看到了一些未发表的重要科学数据，直接关系到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专家组将要考虑的关键问题：是否有研究证据表明草甘膦导致癌症？

这项未公开的数据来自于美国一项尚未经发表的大型研究——农业健康研究（AHS），亚伦·布莱尔（AaronBlair）在其中担任高级研究员。路透社查看了一件审理中的法律案件未公开的庭审文件，其中显示，亚伦·布莱尔（AaronBlair）早已知道这些未发表的数据显示草甘膦与癌症之间并无相关性证据。

今年三月，亚伦·布莱尔（AaronBlair）在因这起法律案件而宣誓作证时，其证词也称，农业健康研究专家组如果能够将未发表的数据纳入考量范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对草甘膦的安全性证据的分析或许就会有所不同。他表示，这些数据很可能会让草甘膦不符合该机构对于“可能致癌”物质的分类标准。

美国化学理事会近日发表声明，声明表示，“今天的路透社报告削弱了IARC关于草甘膦的论断，但也提出了令人不安的新证据，即IARC缺乏客观性、可信性和完整性。对于认为理性科学在激烈的政策讨论中应该成为‘吐真者’和平衡者的所有个人和机构而言，这份新闻报道表示故意错漏关键证据，将会引发他们深切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看起来科学是真实的，但IARC却不追求真实。”

“ACC及其它机构呼吁IARC进行整改，依据是在专著计划中长期缺乏透明性并引起广泛的利益冲突。对于饱受批评的相关政策与流程，IARC必须找到应对的解决方案。然而，目前对于公然篡改信息和无视明确的科学证据的指控，为急需无关联第三方开展全面调查提供了依据。最终，IARC领导人和员工必须为此担责。”

声明最后说：“我敦促所有为IARC提供资金的国家和组织，与我一道呼吁，对Monographs计划开展调查并采取相关整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