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DNA重组的安全性争论

关于基因工程产品的安全性争论由来已久，可以说从基因工程诞生之初直至现在从未停止过。基因工程中的DNA重组技术最早是在微生物系统中建立起来的，所以最早有关基因工程的危险性争论也是集中在微生物方面。早在1971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有人提出了将猿猴病毒SV40 DNA同λ噬菌体DNA重组，然后导入大肠杆菌细胞的研究设想。这个计划一提出，就立即遭到了许多科学家的反对。他们认为，这种带有病毒DNA的基因工程大肠杆菌有可能从实验室逸出，并感染人类的肠道，其后果将十分严重。于是，这个研究计划便被搁置下来了。翌年，DNA分子体外重组的成功，再次激起了人们对DNA分子体外重组的危险性的关注。人们对此类重组试验的主要担忧在于：有可能使微生物获得危险的外源基因，如抗生素抗性基因。或者通过重组试验，将一些不能或难以感染人类的病毒引入人类体内，扩大癌症及其他疾病的发生范围以及一些无法预知的潜在危险，而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1973年，美国公众第一次公开表示他们担心应用DNA重组技术会培养出具有潜在危险性的微生物，随后引发了更大规模的关于DNA重组技术生物安全性争论。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根据此前有关科学家的讨论意见，于1976年6月23日制订并正式公布了“重组DNA研究准则”(以下简称“安全准则”)，对有关DNA重组技术的实验作了严格的限定。为了避免可能造成的危险性，“安全准则”除了规定禁止若干类型的重组DNA实验之外，还制订了许多具体的规定条文。例如，在实验安全防护方面，明确规定了物理防护和生物防护两个方面的统一标准。物理性防护是由隔离的设备、实验室的设计及实验实施三个方面组成，根据其密封程度的不同，分为P1, P2, P3和P4 4个生物安全防护等级。其中4级生物安全防护实验室(P4)是生物安全实验室等级最高的实验室，可以有效阻止将传染性病原释放到环境中，同时给研究人员提供生物安全的保证。生物防护则主要是由防护服和生物安全柜(处理危险性微生物时所用的箱形空气净化安全装置)两方面组成，可分为EK1～EK3共3个不同等级。在NIH的“安全准则”公布之后，DNA重组的研究工作被停顿下来，因为当时还没有发展出能够符合“安全准则”规定的寄主细菌和质粒载体。随后许多科学家便集中力量发展符合“安全准则”的、标准的、在生物学上“安全”的寄主一载体系统，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科学家们终于找到并改造出了符合“安全准则”的寄主一载体系统。从生物安全性的角度看, NIH“安全准则”的公布和安全寄主-载体系统的建立，在客观上大大促进了重组DNA研究的发展。由于在后来实际研究中尚未发生重组DNA试验的危险实例，NIH因此多次放宽了“安全准则”的限制(吴乃虎的《基因工程原理》对此部分有较为详细的叙述)。目前每天在全世界各个实验室进行的有关微生物DNA的重组试验数以万计，特别是基因组文库和表达性cDNA文库的构建技术，几乎将所有的真核生物的基因转入微生物中。就目前来看，进行此类试验还未带来任何危险性的后果。

(二)基因工程产品的安全性争论

随着基因工程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推向市场的基因工程产品种类越来越多，关于基因工程产品的安全性争论逐渐引起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的确，面对目前全球已有29个国家种植了1.48亿hm²的转基因作物，全球种子市场价值高达112亿美元的现实(James, 2010)，不论是反对者还是赞成者都不能视而不见。如何站在科学的立场辩证地看待和分析这起争论，不仅关系对基因工程技术的深入研究，而且直接影响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

基因工程产品到底安不安全？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区分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风险，二是有害或危害。风险是指潜在的或可能发生的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危害；而有害则是已经被科学证明，对环境和人类健康具有危害的客观事实。现在许多媒体都把这两个概念混淆起来，一讲到转基因生物，就只凭臆测，不加分析，也不根据科学事实，把它说成是“洪水猛兽”、“危害巨大”、“甚至会影响到子孙万代”，这对一些不具备相关专业知识背景的公众来说是一种误导。其次要说明的是，安全性或风险性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概念。今天科学上认为是安全的，明天可能会发现不安全的因素；今天认为不安全的，随着科技的进步，明天会找到新的技术消除其不安全因素，化有害为有利。事实上，任何人类活动都有风险，任何科学技术发明都是一把双刃剑，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最重要的是要权衡利弊，取其利，避其弊。电器、汽车、飞机、疫苗、青霉素等都不是绝对安全的，触电伤人、汽车尾气造成空气污染、空难以及青霉素过敏等事件人们已经是屡见不鲜，但难以阻挡人们对其正面作用的利用，并可通过一定的规范控制其负面作用的影响。

值得关注的是，在这场争论中，国际上有几起引起较大反响的事件，在一些学者和民间组织的参与下，经过一些媒体、杂志的渲染而显得扑朔迷离，使不知真相的民众忧心忡忡。站在科学的立场上，辨证分析这些事件是十分必要的。

1·Pusztai事件

英国Rowett研究所的Pusztai博士，用转雪花莲凝集素基因的土豆喂大鼠，1998年秋天在英国电视台发表讲话，声称大鼠食用了这种土豆后，体重和器官重量减轻，免疫系统受到了破坏，此事首次引起国际轰动。绿色和平组织、地球之友等反生物技术组织把这种土豆说成是“杀手”，并策划了破坏转基因作物试验地等行动，焚烧了印度的两块试验田，甚至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非转基因试验材料也遭到破坏。英国皇家学会对此非常重视，组织了同行评审，并于1999年5月发表评论，指出Pusztai的试验有6个方面的错误，即不能确定转基因和非转基因马铃薯的化学成分有差异；对食用转基因土豆的大鼠，未补充蛋白质以防止饥饿；供试动物数量少，饲喂几种不同的食物，且都不是大鼠的标准食物，没有统计学意义；试验设计差，未作双盲测定；统计方法不当；试验结果无一致性等。

2．斑蝶事件

1999年5月，康奈尔大学的一个研究组在Nature杂志上发表文章，声称转基因抗虫玉米的花粉飘到一种名叫‘马利筋’的杂草上，用‘马利筋’叶片饲喂美国大斑蝶，导致44％的幼虫死亡。事实上，这一实验结果在科学上没有说服力。因为试验是在实验室完成的，且没有提供使用花粉量的数据。现在这个事件也有了科学的否定结论：第一，玉米的花粉较重，扩散不远，在玉米地以外5m，每平方厘米‘马利筋’叶片上只找到一个玉米花粉；第二，2000年开始在美国和加拿大进行的田间试验都证明，抗虫玉米花粉对斑蝶并不构成威胁，实验室的试验中用10倍于田间的花粉量来喂大斑蝶幼虫，也没有发现对其生长发育有影响。斑蝶减少的真正原因，一是农药的过度使用，二是墨西哥生态环境的破坏。

3．墨西哥玉米事件

2001年11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位研究人员在Natur。杂志上发表文章，声称在墨西哥南部Oaxaca地区采集的6个玉米地方品种样本中，发现有CaMV35S启动子及Novartis Bt 11抗虫玉米中的adh1基因相似序列。绿色和平组织借此大肆渲染，说墨西哥玉米已经受到了“基因污染”，甚至指责坐落于墨西哥小麦玉米改良中心(CIM-MYT)的基因库也可能受到了“基因污染”。文章发表后受到很多科学家的批评，指出其在方法学上的许多错误。所谓测出的CaMV35S启动子，经复查证明是假阳性。所称Bt玉米中的adh1基因已经转到了墨西哥玉米的地方品种也是假的。因为转入Bt玉米中的基因序列是adh1-1 S基因，而该文作者测出的是玉米中本来就存在的adhl-1 F基因，两者的基因序列完全不同。显然该文作者没有比较这两个序列，审稿人和Nature杂志编辑部也没有核实。对此，Nature杂志编辑部后来发表声明，称“这篇论文证据不足，不足以证明其结论，原本不应该发表”。墨西哥小麦玉米改良中心也发表声明指出，经对种质资源库和新近从田间收集的152份材料的检测，在墨西哥任何地区都没有发现CaMV35S启动子。虽然转基因玉米和栽培玉米之间发生基因漂流是可能的，但这不能渲染为“基因污染”，并作为禁止转基因作物的理由。

4．孟山都转基因玉米事件

法国分子内分泌学家Seralini及其同事在2009年第7期《国际生物科学学报》上发表文章，讨论给老鼠喂食三种孟山都(Monsanto)公司转基因玉米的实验和分析结论。文中指出，老鼠在食用转基因玉米3个月后，其肝脏、肾脏和心脏功能均受到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该文章发表后，很快便受到了一些同行科学家及监管机构的批评。最大的质疑在于，Seralini等的实验结果并非建立在亲自对老鼠进行独立试验的基础之上，文中进行统计分析的数据，其实来自孟山都公司之前的实验，他们仅仅是对数据选择了不合适的、不被同行使用的统计方法作了重新分析。法国生物技术高级咨询委员会同时指出，该论文仅仅列出了数据的差异，并没有给予生物学或毒理学上的解释，而且这种差异只是反映在某些实验用老鼠和某个时间点上，因此不足以说明问题。另外，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局通过对Seralini等论文数据的调查分析指出，此论文的统计结果与组织病理学、组织化学等方面的相关数据之间缺乏一致性，且没能给予合理解释。该机构同时认为，喂食转基因玉米后老鼠表现出的差异性是符合常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