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突破把科技成果当做有形资产处置的传统模式。建议增加“完成单位处置科技成果时，可作为特殊国有资产处置，国家鼓励处置过程和处置方式的创新”的内容。此外，要加强对管理部门怠于转化的责任追究，建议增加追究项目完成单位管理部门责任的内容，建立责任追究制。

同时，修订稿中仍有许多限制性表达，不利于科技成果在市场化环境下更好转化和实施，会影响成果转化效率。不宜对成果转化方式进行限制性阐述。科技成果形式多样，转化方式也千差万别，不宜在法律条款中对转化方式加以限制，过多阐述或界定既不利于司法解释，也不利于成果转化实施。

从法律规范方面，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王志雄认为，应修改、完善适用对象和法律关系。修订稿适用条件随着社会多元化、市场化应该更加广泛，需重视研发人员和社会组织等主体对象；法律的主体与主体之间、法律主体与法律关系客体之间的权利、义务等法律关系，应该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更加明晰和对应；违法裁处的规定则根据法律关系的调整作相应的完善。同时，增强对于科技成果转化行为的法律约束。从实践需求和与国际相关法规比较，修订稿的授权性规范偏多、义务性和禁止性规范偏少；确定性规范偏少、委托性规范不足，建议补充、完善。同时建议及时制定本法的实施细则以补未尽之意，也便于相关委托性规范的陆续配套制定。

“培育形式多样的协同转化基地，鼓励不同体制技术力量参与应用性开发。”全国政协常委徐一天认为，成果转化是一个再研发、再创造的过程。很多国防急需的科技成果滞留在实验室成为“沉睡专利”，一个重要原因是后续面向应用的开发投入不够。为此必须围绕国防重大需求综合施策，搭建有特色的应用研究平台、产业转化园地，吸纳不同体制不同功能的单位优势互补合力攻关，形成研发、中试、应用的完整产业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