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岁确定了一个清楚的时间节点，它剔除了企图尽可能多活的模糊。它的具体迫使我思考生活的终结，深思我们究竟会给子孙、同胞以及整个世界留点什么的问题。这样一个截止点还迫使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所做的贡献是否对得起我们的消费……”

75岁，这就是我想活的寿数。

这种偏好让女儿生气，让兄弟烦恼。好友们都说我失去了理智，口是心非；说我并没想清楚，世界丰富多彩，要看、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为了让我信服自己是错误的，他们列举了许多我所熟知的人，他们的年龄都超过75岁，但生活都过得很好。他们相信，随着我离75岁越来越近，我会将希望活的岁数先推到80岁，再推到85岁，也许还会到90岁。

没错，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死亡无疑是一种损失，它剥夺了我们的经历和参与重大事件的机会，剥夺了我们与爱人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光。一句话，死亡剥夺了所有我们所珍视的东西。

然而，有一种简单的道理，我们中的许多人似乎都不愿承认：活的太长也是一种损失。它让许多人不是残疾，就是步履蹒跚、气息奄奄，这种状况尽管可能比死亡好些，但却剥夺了我们的一切。活得太长夺走我们贡献于工作、社会与世界的创造力和能力，改变了人们对我们的感觉，改变了他们对我们的叙述，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他们对我们的回忆。在他们记忆中，我们不再充满活力、匆匆忙忙，而是身老体弱、徒劳无益，甚至让人可怜。

到了75岁，我已经拥有过一个完整的生活，我爱过别人也被别人爱过，我的孩子已经长大，正在享受他们的丰富生活。我已经看到孙辈出生并开始他们的生活。我已经追逐过自己的生活目标，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重要也罢，不重要也罢。还有，希望那时我没有太多心理上与体力上的限制。75岁去世并不是悲剧。实际上，我还计划在死前举行自己的追悼会。我不要任何人哭泣或哀号，我要一场温馨的聚会，充满有趣的回忆和尴尬的往事，还有对一个美好生活的祝贺。在我死后，如果愿意，亲人们可以举办他们自己的追悼会，但那与我无关。

这里需要澄清，我既没有要求活得比可能的时间更长，也不想提前缩短自己的生命。我的医生和我本人都知道，现在我自己身体非常健康，没有任何慢性病。我刚刚与两个侄子一起登上了乞力马扎罗山。因此，我并不是因为身患不治之症而与上帝讨价还价，一定要活到75岁。我也不是说18年后的一天早晨起来，我要安乐死或自杀结束生命。从上世纪90年代起，我就积极反对让安乐死合法化，反对医生协助自杀。希望通过这些方式死亡的人所患的病症并不是一刻不停的痛苦，而是抑郁、绝望以及害怕失去尊严及控制。留下的人肯定会感到，在某种程度上，死去的人是失败了。对付这些症状的办法不是结束生命，而是给予帮助。我一直主张，应该将重心放在给所有身患绝症的人一种美好的、富有同情心的离去上——不是给极少数人以安乐死或协助自杀。

我只是说我自己希望活多长时间以及75岁后同意采取的医疗措施和程度。美国人似乎过分热衷于锻炼、做智力游戏、食用各种果汁与蛋白混合物，坚持严格的饮食，服用各种维他命和补品，所有这些都是勇敢地欺骗死亡，尽量延长寿命。现在这种做法已非常普遍，成为一种文化形式的标志，我将其称为美国式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