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中通过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决议》，首次将节能降耗的目标放到与经济增长目标同等重要的位置，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节约能源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国务院发布了加强节能和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陆续制定了促进节能减排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特别是在立法这个重要环节中做了大量工作，如2005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4次会议通过的《可再生能源法》、2007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修订通过的《节约能源法》、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评审通过的关于风电管理、再生能源发电、生物燃料乙醇项目管理的规定等。这些政策法规的出台不但明确了节能标准的基础作用，明确了政府能源管理和监督的职责，也推动全社会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及配套制度和标准的制定，同时还完善了部分财税物价的民生政策体系。这就说明国家能源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重要根本。

从国家加大力度制定能源相关调控政策的手段看，也是调控生产、分配、交换中节能经济发展的需要。此时以经济学方法分析就更清楚为什么能源与民生密切相关。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发生、发展规律的社会学科，也是一门研究人类行为及如何将有限或者稀缺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的社会科学，是对有限或者稀缺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的过程，也是能源合理配置的过程，没有能源就没有生存。而经济活动是人们在一定的经济关系的前提下，进行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以及与之有密切关联的活动。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告诉我们，以较少耗费取得较大效益。这个较少耗费就是使用能源并且节约能源，较大效益的取得就需要调控经济关系，所以以国家政策及法律法规来体现。

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就是人类社会生产、流通(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相应的经济关系，揭示其运行、发展的规律就得依靠经济学分析进行，而经济学分析后的实施手段就是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

在经济理论中，“以较少耗费取得较大效益”即节约，节约就构成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关于节约理论的分析本身就是经济学视野中的核心问题，无论从哪一个理论体系看，节约、效率、增长之间都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这个统一性就是“利益最大化”。近年来，各个行业的节能研究蓬勃兴起(如建筑节能、用电节能、石化节能、汽车节能等)，充分说明节能迫切需要实践和理论的指导，也说明各个行业都在积极探寻如何使利益最大化。人们在不同行业的各个领域的生产、流通、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如何用较少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获得较大效益的规律，就需要掌握经济方法和其规律。通常理论所说“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掌握经济方法和规律也就掌握了经济基础，而提高利益最大化就需要政治体系给予实现，这个政治体系就是国家相关的能源政策。所以说能源政策与社会经济关系密不可分。要想掌握经济方法和实现利益最大化，就必须使用相应手段，这个相应的手段在国家能源方面实际上就是能源计量。能源计量同时也成为各个行业、各种企业节能工作的基础。

客观地说，纵观历年企业耗能比重，我国重点耗能企业绝大多数是工业型企业。2011年是“十二五”的重要起步阶段，在3月28日召开的全国工业节能与综合利用工作会议上首次公布了“十二五”的工业节能减排四项约束性指标。期间，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苏波指出主要问题:“十二五”期间，工业节能与综合利用工作，一是要坚决完成国家节能减排各项目标任务；二是要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工业建设；三是要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低碳产业。会议中还一再强调工业是我国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的主要领域，节能减排重点在工业，难点也在工业。

“十一五”以来，工信系统围绕国家节能减排约束性目标，制定并实施了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加强重点用能企业节能管理、严格控制“两高”和产能过剩行业新上项目、实施工业投资项目节能评估、推进能效对标达标、加强节能降耗技术改造、强化节能减排监测预警和应急调控等一系列措施。整个阶段中也总结了工业节能为实现国家节能目标作出的十分重要的贡献。

可见，工信部等行政机构确实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以推行节约能源。但上述种种对节能行业的调控除了国家政策的积极推行外，还必须正确执行一系列的监督手段，这种实施手段就是能源计量。